衰退的信号传递到二线城市这所设计院时，在“保温室”待久了的人迟迟未有警觉。说倒闭、裁员什么的，小道消息吧。直到老板宣布降薪，同时调整业务结构，大家才意识到寒冬真的来了。

　　吕静所在的方案部是核心部门，属于老板的“嫡系”团队，也同样面临缩减。一片混乱中，吕静明白，自己处在职场的尴尬地带：她怀孕了，即将休产假，已经无所事事了一段时间。

　　公司里人心惶惶，身边同事陆续接到调岗通知，如果不接受，就视为“待岗”，IM体育只发最低工资，以此变相施压，“你觉得没意思了，就自己想出路了。”

　　2018年，吕静来到这家主要服务于地产公司的设计院，当时正处在行业最后的扩张期，新楼盘的设计项目应接不暇。当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时，他们的营收也降到冰点。

　　吕静原本负责民宿类的设计，疫情后项目数量越来越少IM体育:。2022年以来，她的工资降了几乎一半，年底奖金也取消了。大家本来还抱有期待，觉得彻底放开之后，房地产会重新繁荣起来，地方上总得发展，会有新的规划需求。没想到今年行情比去年还要差。

　　即便是再迟钝的从业者，也能感受到水温的变化：规划项目整体变少，内卷与恶性竞争成为活下去的游戏规则，降薪、裁员也不再是新消息。

　　一些地方政府陷入财务困境，付款周期变得漫长。“地也有点卖不动了”，一线城市设计院的陈漫说。反应到项目合同上，会发现金额越变越小。像她这样从业十几年的规划、建筑设计师，也开始感到慌张。

　　陈漫2008年留学美国，毕业回国后加入一家头部国企规划设计院工作，直到今天。她坦诚自己这一代规划设计师幸运地踩中过“时代红利”的尾巴。赶在房价大涨之前“上车”，单位也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机会。工作十多年，她顺利晋升至单位中层。

　　那些年，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成为城市化迅速发展最直接的见证者。地方政府出手阔绰，陈漫所在设计院参与的项目，规划设计费能达到300万-500万的量级。“许多城市建成区的面积能扩展到一倍以上，或者二倍、三倍。所以有大量建设的规划，再到建筑设计，房地产开发，它是一整个链条，需求量非常大，整个行业都非常繁荣。”在她印象中，2014到2018年景最好，有做不完的地方规划项目。

　　陈漫这样的规划师需要作出“控制性详细规划”，地方政府才能以此为依据，将土地出让给开发商，进行开发建设，并收取土地出让金。

　　当时政府行动效率很高，“大家可能着急做一个总体规划，之后来卖地……用你这个规划他能够去挣钱，给钱就比较痛快”。陈漫记得那种迅速积累财富的感受，“大家都说，你画几张图，几天就能挣个20万设计费，都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现在，地方政府的态度开始变得保守。“以前还可以做一些非法定规划”，陈漫的一个朋友说，比如国家允许你做的法定规划中，只允许开发两个片区，但地方主政者实际上想开发第三个、第四个片区，他就可以做一个战略规划，先畅想一番，然后真的建起来。但现在，这样的畅想规划是不允许落地的，设计院只能在框定好的“画板”里绘制，大家都变得越来越谨慎。

　　整个行业好像又回到了无序的时代。大部分设计院、事务所需要凭借更激烈的竞标来争夺残余的蛋糕。内卷是近乎明牌的生存法则，陈漫记得，她所在城市的规划设计行业收费标准，已经20年没有更新过，现在为拿到项目，报价还需要在此基础上打7折，甚至65折。“你不低价做，有更多的人愿意低价来做。”

　　即便明确知道有些项目做了也是饮鸩止渴，陈漫也会尝试。比如有些甲方直接说，这个项目我暂时不能给你钱——意思是，一时半会签不了合同，先过来免费干活，完了才能走程序。换做以前，他们根本不会接手，但现在，这种活也需要抢。

　　消极的气氛在行业蔓延。有些地方设计院要求员工自行解决工资、社保、公积金，自谋出路。海南一位设计师声称自己已经6个月没有收到工资；在国企工作多年的公共建筑设计师裸辞，自己找项目，一个礼拜接触下来，2、30个项目全部需要垫资，他惊讶地发现市场上能保证工程付款的几乎没有；福建的一位设计师没等到裁员消息，倒是等来了全员降薪，她的月薪降到4800元，消费降级后，小孩的玩具也要精打细算，只有生日才会买。

　　●工人们在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安置房建设项目上忙碌。多地对房地产信贷政策进行调整，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事实上，早在2013年甚至更早之前，就有学者预测城市要进入“存量时代”，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时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小鲁曾在媒体采访中谈到，当土地收入变成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会带来很多问题，而且把几十年土地使用权的收益一次性花掉，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一则研究中用数据印证这一变化：1996到2011年，连续16年，中国的城镇化率高速发展，从30.48%提升到51.27%。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大中城市开始大规模建设。2011年后，增速放缓，到了最近三年，城镇化率增长均未超过1个百分点。

　　但彼时，身处其中的人难以准确感知危机——大量的开发项目、迅速积累的财富，这也是真实的日常。建筑行业里，每个人都像在水晶球里不停旋转的舞者，来不及思考盛宴何时结束。

　　95后方哈哈就是被上一辈建筑人对房地产的虚幻信念感推着，进入这个行业的。

　　她的父亲是二线城市一所国企设计院的建筑设计师，出生于1960年代末，职业生涯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同频。方哈哈小时候就住在国企大院，在她的记忆中，父亲似乎总是在加班，在画图。那个年代里，时间真的代表金钱。“他之前跟我说，2000年之前，他们电脑也不常用，用手绘画图，一张手绘图可以卖很贵的价格，反正好几千块是有的。”

　　2014年，IM体育方哈哈18岁，独自前往澳洲读书。她并不擅长，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在国外熬了5年，拿到毕业证后，方哈哈凭借父亲的关系，进入了杭州一家国企设计院。但真正走入职场，她才意识到，父亲对这个职业的设想都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她要面对的现实比想象中残酷得多。

　　她工作那一年是2020年，新冠疫情到来，就业市场普遍低迷。建筑设计师已经失去中产光环，高薪职位稀少，大部分毕业生起薪极低。她每天早上9点开始工作，大部分时候要到晚上9、10点才下班，如果要赶标，还要通宵。

　　作为所里的新人，每个人手上同时有好几个标在推进，负责一些基础的施工图绘制。每个月的工资，接近一半用来付租金，几乎也存不下什么钱，每天加完班回到小小的出租屋，她觉得自己已经用光了所有力气。

　　这份工作也很难有创造性可言。“上面的领导让你画什么就画什么，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在工作里，有自己的想法是“可怕的”，她说，那会拖累团队的工作效率。和父亲那个年代不同，设计院已经有成熟流程，细分了许多工种，有人画多个项目的楼梯，有人画无数份地库，精细化设计令设计师成为流水线上的环节工人。

　　行情变差，国企设计院也需要和其他事务所一样参与项目竞标。刚入行的年轻人一般兼任好几个项目的螺丝钉。方哈哈记得，最开始，大家熬夜赶标的时候还有奶茶、夜宵的福利，后来院里效益下滑，干脆取消了，加班打车都要自费。有一个年轻同事加班加到崩溃，办了停薪留职。

　　方哈哈辞职的时候，舒齐在北方一家头部设计院工作到第4年，面临的转行成本更大。2018年，他从一所985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时，房地产行业正红火，设计院招了很多人。

　　比起更高薪水的房地产，舒齐选择了相对更纯粹的设计院。但行业的衰落速度超出了他的预期。经历过一次降薪后，每个月只有7、8千的收入。他是1990年生人，到了而立之年，恍然发现职业的前景一片茫然：即使他再认线年，也没可能买得起这座一线城市的房子。

　　舒齐说，行业里许多人是拿命在熬着。项目“赶标”阶段，几乎连轴转，熬到后半夜是常事。他焦虑最严重的一段时间，曾检查出心律不齐，整个人消瘦无神。坏消息频频传来。2022年2月，一位年轻建筑猝死在上海出租屋，红星新闻报道，根据2021年4月的工时记录显示，他当月共上班276.5小时，其中7日工作时间超14小时。

　　促使舒齐下定决心转行的原因，是直属领导的离职。那位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的业界“大牛”，是他的前辈，也是他的人生标本，看到对方，他就大概知道自己未来会有什么样的生活。但对方最后还是离开了这个行业。他太累了，舒齐说，前辈每天工作到凌晨，几乎没有个人生活。

　　前辈离职后，团队里的支柱型工作几乎都转给了舒齐。处理完工作，他回到家，还要自学编程、C语言。他在网上买了课程，逼着自己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舒齐的女朋友见证了他转行的整个过程，觉得他能逃离的最大原因是勇气，“他设计院的很多同事，在同样的处境下，会感觉被困在笼子里面，不知道怎么往外跳，所以一直守在原位。”许多人走向另一种极端：厌恶风险，宁愿忍受熟悉的痛苦。

　　●江西赣州，蓉江新区新时代大道和赣南大道交汇处，工人在加紧建设高架快速路。

　　建筑不再是那个受追捧的光环行业，反应最直接也最赤裸的，就是高考分数。年轻人开始用脚投票，陈漫单位一个清华毕业的新人，前不久刚辞职，卖保险去了IM体育:。

　　她记得，2002年，她读大学那会儿，建筑还是市面上最火的行业之一。城市规划专业基本是要求最高的，大家都想选这个方向，需要学习成绩达到很高的要求才可以。她的同行朋友在清华建筑系读书时，班里很多同学都是各地状元。

　　伴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的发展，各个院校开设了相关专业。从2008到2018年,10年间增加了150所开设土木工程的本科院校。当行业处在风口期的时候，毕业生也不难找工作。舒齐记得，他本科毕业那会儿，土木工程的施工单位，“基本是个男的都要”。

　　但近几年，风向完全转变了。2022年，湖南大学教务处公布的本科生转专业名单中，土木工程学院98名学生转出，却成为唯一0转入的学院。从当年的录取情况来看，土木工程专业也快被抛弃：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在河南的投档分比2021年下降了103分，东南大学相关专业录取分数在整个学校垫底；吉林大学土木类专业还有8个名额未招满。

　　读大三时，新冠疫情来临，他们改上网课，在家学习。高杨开始有时间关注一些设计院、建筑事务所的情况，发现很多从业者在社交平台分享，项目在骤减。2022年，他本科毕业，原本是转行的好机会，但当时，他相信建筑专业、行业的颓势也许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只要熬过疫情，建筑学肯定能由盛转衰的。他已经在本科期间喜欢上了建筑设计，不想更改自己的理想，就选择了同专业考研。

　　但这两年，即便是身处象牙塔的学生，也能感受到，行业的变化迅速而剧烈。上公共课的时候，一些老师会劝说他们，要稳住心态，等待一个转折的时机。导师在开组会的时候也劝他说，如果想避开这段比较艰难的时期，也可以尝试别的方向，比如读一个博士之类的。在课堂上，他们尽可能把专业和行业分离开来，“对待建筑学我们还是认真抱有求知的态度，但对于建筑行业可能就是嗤之以鼻。”

　　高杨已经投了一个多月的简历，横跨零售、快销、互联网，金融咨询，做了不下三、四十份测评题，至今仍然没拿到任何offer。他猜测可能和自己所学专业有关系，“现在的大环境都不行，各家的大小厂都在缩减自己的一些招人计划，他们可能还是想优先消化本专业、本行业的人才。”

　　和他同一届的学生们，基本上三分之一的同学在准备考公。他从本科时就放弃了这条路，比起稳定，他更渴望多元的文化氛围。最理想的去处，是外企建筑师事务所。但高杨问了很多家HR，都告诉他今年没有HC，没有公开招聘。

　　这几年，行业环境在剧烈变化，但学校的应对有限，课程结构没有进行明确调整，高杨说，最明显的改变仅仅在于，高考招生时，学校会把土木建筑这一类的传统工科专业，包装成智能建造专业，增加一些互联网相关的课程，来满足学科规划。

　　吕静的“好运气”伴随着产假一同结束了。今年年初复工后，她很快接到领导的调岗谈话，被要求分到新开设的部门去经营自媒体。她和领导大吵一架，最终还是妥协了。

　　从事环境工程行业的丈夫，因为国家基建建设的放缓而受到影响，收入并不能支撑整个家庭的开支。她暂时不能失去现在这份工作。

　　吕静记得，自己是在当初的研究生课堂上梦想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的。她是环境工程专业，大学那会儿总去建筑系旁听，老师们讲安藤忠雄，讲柯布西耶，讲建筑之美与大师之笔。研究生毕业后，她花了两年时间转行，进入现在这家二线城市的规划院，成为一个平庸的建筑设计师，棱角在根据甲方意见一遍遍修改的图纸中被消磨。

　　现在她更在乎的，是正常的工作节奏，足额缴纳的社保公积金，以及拥有一间可以吸奶的会议室。

　　对于在竞争中始终保持精英姿态的陈漫来说，目前除了年终奖落空外，暂时处在安全地带。在她看来，行业寒冬里，人也更容易看清自己。进入行业的动机不同，面对的失落感是不同的。

　　“如果你从事的专业只是为了赚钱，一旦赚钱的选项消失之后，你就会陷入迷茫。咱们不管从事哪一种工作，你再热爱这个工作，里面肯定有很大一部分是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你靠什么去扛过这些事情呢？如果只是为了钱，一旦钱没有了，这个事情就会让你扛不过去。”

　　她认为目前行业里出现的优胜劣汰是一种正常现象，每个行业都有产生超额利润的时期，从业人员、相关公司机构会变多，但随着行业发展，利润会逐渐回归一个正常的水平，需求也会下降，但行业不会消亡。“只要政府每年做规划做计划，然后按照计划执行的这一套行政逻辑不变，（规划）需求就会永远存在”。陈漫说，城市只要一直在发展，问题就会出现，他们这个行业要做技术的更新迭代，去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高杨有时想，能在这个行业继续坚持，等待行业复苏的人大概需要两个条件。其一，家里不缺钱，不需要他创造什么经济价值。其二，他需要真心热爱建筑学，无论加班到多晚，无论这个项目组多么权力倾轧，他都能忍受，一心一意做建筑。他坦诚地说，自己大概做不到，他需要经济独立，来换取完整的人格。

　　他拿到一家外企事务所的实习offer，虽然HR明确告知没有留用名额，他仍打算去试试，为简历增添一笔经验也

　　无论以后的工作是否与建筑相关，一些审美、积累与衡量世界的标尺，都已经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里。

　　舒齐已经离开了建筑行业，目前是一家企业的程序员。“上岸”带来工资的上涨，但高压同样存在。入职没多久，他已经开过数不清的例会，正在积极学习企业的职场“向上管理”。

　　晚上睡觉前，他有时会想起那些经手过的项目，在图表上签署的名字。“老担心哪里少上了荷载，漏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问题。”建筑行业终身责任制的推行，令他压力倍增。截止2024年8月，已经有27个省市发文跟进住建部《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的通知》。

　　他有时会恐惧看到一些类似于体育馆倒塌的新闻。那意味着在图纸上签字的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舒齐也怀念做结构设计时，一个想法从成形到落地的成就感。他设计过最难的一个项目，是一个演艺剧场，如今已经落地。他期待以后有时间能亲自去看看。

　　接近10年后，2022年，经济学家王小鲁再次在文章中提到土地财政问题。他引用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21年，20年间，土地出让收入年均增长23.4%，远超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平均地价也从每公顷土地出让收入143万元，增长到2393万元，上涨15.7倍。但随着地价不断上涨，房价迅速上升，普通百姓购房、租房的负担越来越重。

　　舒齐带着遗憾的语气说，如果建筑行业的上限仍然让人有期待，凭借持续的努力还有留在大城市的可能性，自己就不会转行。他34岁，在寸土寸金的这座城市，租住的房子靠近六环。他节俭消费，希望能攒够钱，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那些由前辈设计师们画图、设计的商品房，成了他遥不可及的梦。